其实，也不是没有学者提出过，也许曾和随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。 随国出现在历史记录之中，但是却没有任何出土物证明它的存在。 曾国有了不少带铭文的青铜器出土，可以确定曾经有这么一个国家，但是在史书上却没有任何记载。 两者如果合二为一，那似乎一切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 但是做考证，显然是不能就这么拍拍脑袋就决定的。 考古是一门遵循二重证据法，也就是考古遗址和文献相结合才能下定论的学科。 一切猜想和论调，都必须要有实际确凿的证据才可以落定。 随曾是一国的猜想，实在是缺乏有力证据。 甚至很难说服人。 毕竟根据东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，还有春秋战国文献记载。 “随”这个字，怎么都不可能和“曾”字搞混，这两个字不管是从金文还是鸟虫书或者篆书上，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。 华夏历史上，也从来没有过一国二名的例子。 唯一也就是在甲骨文中没有找到“夏”的记载，只有一个强大的“西邑”，国内学者一度认为西邑就是夏，是一国二名。 但是同样，这个猜测也没办法被证明。 曾随是否为一个国家，抑或两国曾经有过争战，其中一国被另一国所灭？ 这是一个困扰了史学界几十年的问题。 随国见诸于史籍典册，《左传》就明确记载了随国的故事。 关于随国最出名的记载，就是史记中的那句：“三十五年，楚伐随。随曰：我无罪，楚曰：我蛮夷也！” 史记中这句关于楚随之间的记载，可以说是大名鼎鼎，被很多网友断章取义的作为了楚国不要脸的典范之例【释1】。 流传千年经久不衰。 而曾国，却在史书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。 还是现代人通过考古寻找到了曾国曾经存在的证据。 从1966年发现的曾侯仲子旃父墓。 再到1970-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次发现青铜器，其中一次出土有曾伯文簋4件。 之后随州曹门湾采集到曾侯群伯戈一件。 再到1978年轰动全球的曾侯乙墓。 曾国的存在随着现代考古发现，终于被证实，且成为了母庸置疑的事实。 而随州一带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姬姓随国之地，却从未见随国青铜器。 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形成这样明显的矛盾，也让学者困惑不已，称之为“曾随之谜”。 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诸多猜测。 其中最主流的看法认为，青铜器中的曾国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随国。 只是这个猜想，始终缺少足够有重量的证据来证明！ 曾侯乙墓面世之后，其实还有一些曾国的考古发现。 1979年，随州北郊义地岗的季氏梁发现一座墓葬，出土有青铜器鼎、觎（yú）、簋（guǐ）、编钟、戈等青铜器。 其中有两件戈，分别刻有“周王孙季怠”和“曾大攻尹季怠”的铭文。 这两件戈的出土，证明了曾国确实也是姬姓国。 但是按照史料记载，西周分封的兄弟之国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。 加起来一共有五十五个姬姓国！ 天下有这么多姬姓诸侯国，而且其中只有四十个被记载入史书，还有十多个国家叫啥已经失传了。 所以曾国是姬姓，并不能当做曾随是一国的确凿证据。 也许曾国是一个失落于历史记载中的姬姓诸侯国也有可能。 还是不够有证据来证明曾随是一个国家。 再之后，曾国的国君墓倒是发现的越来越多了。 1981年，在距离曾侯乙墓仅102米的西团坡发现随州擂鼓墩二号墓。 1997年，经调查与勘探，发现擂鼓墩墓群存在多个土冢，这些墓葬应当和曾侯乙一样，是曾侯一级的墓葬。 自此，可以确定擂鼓墩墓群应该是布局比较完整的，曾国国君陵园区。 不过因为这个墓葬群没有盗发的痕迹，且不涉及到什么重要开发项目，所以这个曾国国君园林区并没有进行发掘。 但是根据勘探结果，也可以确定这个园区最晚应该是到战国中期。 1994年，随州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发掘3座春秋晚期墓葬，出土的6件青铜容器均有“曾少宰黄仲酉”铭文。 2002～2003年，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了两周之际前后的27座墓葬和3座车马坑。 因为这处墓地被盗扰的情况十分严重，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 这也是首次以墓地为单位对曾国遗存的考古发掘。 不过也同样是因为盗扰严重，基本也没有抢救出多少有价值的文物。 但是其中仍出有“曾伯隋钺”，而且根据墓葬形制，可以看出此处的多个墓葬都是侯爵规格的墓葬。 这一地点曾国遗存分布的密度和规模都较大。 可认为两周之际，曾国中心区域应该在今郭家庙一带。 至此，曾国的脉络逐渐通过考古发现清晰了起来。 这应该是一个立国时间至少在西周中期的诸侯国。 西周中期时，今枣阳郭家庙一带是曾国的中心区域。 直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，曾国的中心区域迁移到了随州擂鼓墩，随后的曾国国君就都葬在这一片了，包括曾侯乙。 并且中间在枣阳段营、曹门湾，甚至河南新野小西关，都相继发现了曾国青铜器，还说明了曾国当时统治的范围很大，横跨两省。 一个至少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战国中期，且地域较大，曾经强盛过一时的国家，渐渐在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眼中清晰了起来。 这曾国，论地域范围和春秋时期的鲁、卫、郑、陈、曹、徐等国也差不多大了。 怎么也算是个二等偏上的大国！ 可是，如此国祚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