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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9章 皇帝不担心(1 / 2)

万历八年,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,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,实际主持纂修《大明会典》,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,并且根据嘉靖、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(查档案),对过去不曾明确的“文臣荫武”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:

“凡恩荫世袭,文、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,如遇大敌,能运谋设伏,冲锋陷阵,建立奇功者,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,兵部题奉,钦依升职荫子,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。”

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,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。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《大明会典》中,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,在万历朝被确定(这是个史实)。

说完这些,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:

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?

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?

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:问题出在爵赏困难,不足以酬功之上。

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、侯、伯三等,相比中国传统的“五等爵”已属缺制。而自明代开国伊始,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,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。

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,文臣督、抚多亲历疆场,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。

其实,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,但过度地吝惜爵赏,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。

对此,很多人也提过意见、建议,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“五等爵”以振奋军心:

“今天下奋智亡身,趋功名,为天子去所恶,则莫若轻封爵矣……今天下之患,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。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,以其事异而名重也。夫爵,权物也,滥则重之,以示有尊也;旷则轻之,以示能臻也……今莫若复子、爵为五等,而余悉去不置,明等危、汰冗杂也。”

然而有明一朝,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“祖制”名义构建,僵化不可变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,由于有军功推戴、子孙世袭的性质,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,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。

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,却为时人默认共识。

如前文所述,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,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、白圭、程信、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,作为乞请理由。

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“次级”封爵,或“准封爵”制度的观点,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,如沈德符在编撰《万历野获编》时,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《世官》条及《补荫》条纳入《勋戚》卷中。

明代公、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“延世之赏”、“延世金吾”,也是比附公侯伯“世爵”称谓而来。

举个例子,嘉靖初年,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,群臣就曾上奏云:

“夫封爵之典,论功有六:曰开国,曰靖难,曰御胡,曰平番,曰征蛮,曰擒反;而守臣死绥,兵枢宣猷,督府剿寇,咸不与焉。盖六功者,关社稷之重轻,系四方之安危,自非茅土之封,不足报之。至于死绥、宣猷、剿寇,则皆一身一时之事,锡以锦衣之荫则可,概欲剖符,则未可也。”

这段话说的是什么?简单的讲,就是军功大者封爵,军功小者荫子锦衣,可谓是点明了“荫武”与“封爵”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。

嘉靖初年,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,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,其奏疏中先论洪武“开国”、永乐“靖难”公、侯、伯册封情况,表前朝“慎重名器”之意,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“额设”职官名目,并痛陈“自正统后,贵妃、尚主、公侯、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,递进用事”,及“正德间,奄宦擅权,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”的弊政,甚至隐然有将勋、戚、文、武、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,可见荫子锦衣,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。

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,是边臣首功(他是时任宣大总督),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。

高拱那就更不必说了,因为他的各种功劳,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——晚辈不够了。

所以这个“文臣荫武”的趋势止不住,也不可能止住——德懋懋官,功懋懋赏,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,但他官也不能升了,爵又不能加,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?

而说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文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,却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。

首先最根本的一条是,大明的文臣还没有造反的先例——你非要说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。

在这个基础之下,便可以论及其他方面,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。

明代官场“自分缙绅、介胄两途”,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,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,所谓“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,惟擢用与承袭而已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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