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鳞长作为监国府主管工业司的协理，又曾在大明工部任职多年，对钢铁业的政策以前是有所思考的。 他闻言出列道：“臣以为官办铁厂照以前的规矩办理即可，只是需要厘清人事，严查严惩其中的贪污腐败。 至于铁业课税，一是严查民间私营铁矿、铁厂数目，全部进行登记造册，并关闭违法违规开设的铁矿、铁厂。 二则，以前我大明铁课为十五税一，而今天下动乱，正是需要用铁之时，可改为十税一。” 刘鳞长这番话说完后，殿中其余人都一时没说话。 因为这方面的事情，不论是李岩还是军器局两位大使，都不如刘鳞长见识高广，也不如他有发言权。 朱媺娖却是昨晚和郝光明一起研究过大明在铁业方面的相关政策的，可以说是狠狠增长了一番见识。 任何一个国家、朝代在最初建设时期，对钢铁都是极为需求的。 所以即便是传文中不重视工商业的朱元章，在大明建国之初，不仅尽量承接了大元的钢铁工业、工匠，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。 比如说在全国各地合适的地方建立铁冶所，也即是官办铁厂。 根据郝光明查到的资料，洪武年间大明官办铁厂最多时有十三处，到了永乐年间又增加了两处。 十五处，应是大明官办铁厂最兴盛的时候了。 最初的时候，大明军队装备还没提升到顶，民间在战乱后百废待兴也多缺乏铁器，这铁自然是不够用的。 但在古代，民间铁器并非是能被快速消耗的，有的百姓一口铁锅甚至能传给下代，一把菜刀用十几、数十年。 军队若是常年征战，盔甲、兵器等耗损得还快些，可若是天下太平，刀枪入库，平时还按照军规严格保养，那损耗同样很慢。 另外，大明初年吏治较为清明，官办铁厂贪腐少，收取民间私营铁矿、铁厂的课税效率也相当高。 最后，再加上大明初年铁的用处就那么些项，对外商贸也不发达，甚至是没有。 以至于在洪武十年左右，全国十几处官办铁厂及铁课所得铁就远远超出了国家所需，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不少铁料寄存。 其实在洪武、永乐年间，大明收到的粮食也有类似这种中央、地方都有积存的情况。 但粮食是人乃至牲口每日所需，大明总有地方发生灾荒，总有人吃不饱，只要朝廷调配得当，总不会让太多粮食烂在仓库里。 可铁料就不一样了。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，古人也是知道铁矿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，用了就没有了。 其次，铁料即便放眼整个大明，用处也就那么些。 几乎不会出现这个地方铁多了，那个地方缺铁，调配一下正好用掉的情况。 再加上铁料保存不易，很容易锈蚀。 这一锈蚀掉不说等于全没有了，却也是白炼了吧？ 面对这种情况，大明朝廷采取的办法是—— 在朝廷缺少铁料时，才会让官办铁厂在矿区附近炼铁；如果不缺少铁料，就任由百姓在原属于官办铁厂的矿区挖矿、炼铁，且只需交纳十五分之一的课税。 需要说明的是，明朝直到张居正变法，税收都是以实物为主的。 粮税就收粮，铁课自然也就是收铁料。 太平时期，不仅人口迅速滋生，民间铁业也发展很快。 如此，即便是大明朝的官办铁厂一直不开工，仅从民间收取的铁课，所得铁料便远超过朝廷所需。 朝廷年年通过课税收到的铁料过多，再看着这些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铁料在仓库中慢慢锈蚀、折损，像朱元章这种节俭惯了的人怎么能忍受得了？ 所以，在洪武十五年就发生了一件在不了解内情之人看起来很奇怪，甚至难以理解的事。 广平府一个叫王允道的官员上奏说磁州临水镇产铁，元朝时这里就有铁厂，一年可以产铁上百万斤，请朱元章学元朝在这里开办铁厂。 朱元章在奏章上把这个王允道大骂一顿仍气不过，又让人将王允道打了一顿板子，直接流放到海外。 并且王允道的事还不是孤例，洪武年间不少脑子不够聪明，想通过炼铁增加政绩的官员都受到了斥责乃至严惩。 说起来，明朝铁课十五税一并不多，比起清朝的五税一少了三倍。 然而民间铁业发展太快了，毕竟有利可图嘛，所以明朝前多少位皇帝在位时，铁料一直都是岁入超过岁出的。 也因此，官办铁厂好些出现数年乃至数十年都不开工的情况，有的甚至直接被当地官员请旨裁撤了，彻底放开来给所谓的“百姓”开采获利。 于是，等到吏治败坏，国家贪腐的人越来越多，能免税的人也来越多，大明的通过铁课获得的铁料就越来越少了。 再等到明朝晚期，战争越来越频繁，朝廷对铁料的需求反而变多了。 这个时候，很多官办铁厂已经名存实亡，铁课也收不到足够的铁料，即便能收到也多是以次充好的劣质铁。 于是，就出现了朝廷另外花钱向民间采买好铁的情况··· 在研究这部分史料，获知这一情况时，郝光明就想：如果朱元章、朱棣这两位每年看着铁料超收，锈蚀在库房为之心疼的皇帝，看到崇祯皇帝要花钱去民间买铁，却又缺银子的时候，表情一定会很精彩。 言归正传。 说上面这些，也就是想说明，四川的铁业属于典型的明末状况。 蒲江的官办铁厂名存实亡，各处的私营铁厂则收不上铁课。 所以，刘鳞长提出的这一套办法，就一个封建王朝的治国理论和经验来讲，是相当不错的。 然而朱媺娖要的可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封建王朝。 她见李岩等人不说话，便道：“刘协理所言大致